日前，台湾省当铺业同业公会来北京考察。大家对北京部分典当企业在货品、资金、人员等方面的规模无不羡慕称道，但同时也对其规模成本心生担忧。因为海峡两岸的典当业如今都深受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步入下行通道。此时大陆的典当业如果仍然追求做大，一旦出现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实，台湾同仁的上述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当下台湾当铺业正遭受第二次经济下行的冲击，而上一次是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的台湾当铺业深受其害，但最终之所以还能挺过来，台湾同仁普遍认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台湾当铺以家族企业为主，经营场所主要系自有产权，而员工也基本上是家族成员，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这在非常时期可以降低开支。根据经验，典当经营从低谷到波峰一般需要六年左右的周期——如此漫长的困难时期，高成本运行的大陆典当企业有几家能够坚持下来呢？
仔细回想大陆典当业近二十多年的发展，虽然成长迅速、数量和规模在不断增大、服务能力也日益增进，但仅经历10年为何便出现危机；为何行业津津乐道的大规模、厚实力的发展方式，却不被银行等主流金融业以及其他社会领域所认同和理解；为什么自我宣传了近20年，为小微企业和百姓解决融资需求和应急困难的正面形象，仍难在百姓乃至政府部门中稳固树立？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与近年来行业一味追求做“大”有直接关系。因为在管理上，注册资本的入市门槛不惜与《典当管理办法》相悖逆——通过行政规定从300万元的下线陆续拔高至1500万元、3000万元乃至5000万元；经营场所的面积也规定不得低于100平方米的要求。业务开发上，品类在不断拓展的同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集中在大额的房产抵押业务上，甚至一些原本开展民品业务很有成效的企业也转为单纯做不动产典当业务。人员管理上，则长时间侧重从金融、财会、法律等领域寻找高学历的精英人才，但忽视了对鉴定人才的发现、培养和重用，导致民品鉴定类人才不仅匮乏而且流动性极高。
在企业管理上，一是将精力过多放在如何提高收入等短期现实问题上，缺乏统计、分析、财务管理等方面的意识，不对阶段性的业务数据进行分类汇总，不善于透过经营数据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行成本控制；二是一味地崇高“做大”，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一些企业一年内收购或者开设五六家分支机构，一掷千金引进一些大项目，结果形成许多坏账，回过头还得用老办法、土办法解决问题。
更为尴尬的是，在“做大”思路的指引下，资本一直主要服务小微企业自居的典当企业忘记了经营的初心，偏离了质押业务的核心，抬高了经营成本，而且还把自己置于了与主流金融机构竞争的位置，最终导致银行监管部门断绝资金供给。但从银行业的鼻祖到金融业的辅助，典当之所以能够存活1700多年且仍被社会所需要，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在经营中始终紧密地与底层生活联系在一起，始终适应着社会最底层的需要。与此同时，由于典当行（以前的当铺）的经营是靠赚取息费获得盈利的，所以，其收费时限以月或天计，收费项目包括了利息、鉴定评估、仓储、保管等，而费率较银行的利息高出很多，这就决定了典当的特点是“小额”和“救急”，适合鼓励用自有资金进行经营，这也就意味着典当企业很难做大。（郝凤琴）
来源：中国商网
